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朱偉
　　今天《三聯生活周刊》編完了總第818期。19年前，1995年9月我正式接手《三聯生活周刊》時，這本刊物已經先後有過錢剛、徐友漁、朱學勤、楊浪四任主編、副主編的創業經歷。第一任主編是錢剛，而真正領導創刊的是楊浪，楊浪在1995年上半年以月刊方式主編了4期後因資金問題而停刊，由我接手編第5期，從半月刊到周刊，再到每周160頁以上的綜合性周刊。一晃眼，我主編了814期，真是歲月如流。
　　我已經超期服役兩年，現在終於允許我卸下這個不輕鬆的擔子，可以結束每到周一發稿就早上四點起床，為稿件數量與質量惶惶然的日子了。19年前接手這本刊物時，我最好的朋友曾經反覆勸我，告訴我在我國主編一本刊物、領導一個集體之難處，現在回想，依然歷歷在目。
　　這個崗位到底意味著什麼呢？
　　首先，你其實只不過是一個執行者。《三聯生活周刊》是三聯書店主辦、中國出版集團主管的一本刊物。當年董秀玉先生下決心創辦這本刊物，給我的要求，一是要借這本刊物擴大三聯書店的影響力，二是要借這本刊物的營利能反哺三聯書店，這決定了它必須是一本市場能認可的，能有足夠盈利能力的刊物。我想，董先生對我的要求，我是通過不敢懈怠的努力達到了，我沒有辜負她的期望——從1995年至今，《三聯生活周刊》的發行量一直保持了增長，直到最艱難的這兩年，即使零售有了個位數的下滑，訂戶仍然保持了增長。而《三聯生活周刊》從2004年至今，已經累計為三聯書店創造了兩個多億的純利潤。每年人均利潤超過15萬，《三聯生活周刊》的效益大約超過了一般企業的效益。
　　既然我的任務是辦一本大眾化的刊物，就必然不能以我自己的愛好為坐標。刊物出來要能賣出去，對於一本在全國各地上市，銷售周期只有三天的周刊，選題既要符合市場需求，更要符合上級管理部門輿論導向的要求，不是有什麼社會熱點你就能做什麼。實際情況是你可能只能在能做什麼中做選擇，更多情況甚至是你根本沒什麼可選擇。這就是中國媒體的生態。在這樣的生態土壤中，一個主編的工作，其實就只能在這可能性之內，在正確的輿論導向與市場需求之間，爭取還能有一點點自己的態度。
　　這態度是什麼呢？第一，儘量不媚俗，不嘩眾取寵，儘量不站在任何一派的立場，不媚上也不媚下。我們主張就事論事，如有可能，就儘量展示覆雜事件中的複雜因素，讓人看複雜的本身，而不做簡單的結論。如不可能，那就寧可沉默。第二，將知識普及作為傳遞信息的主體，所有選題都可普及知識，因為豐厚的知識積累總是國民素質、思想認識提高之根本。提供知識面總是沒錯的。第三，我一直覺得自己就是個編輯而已，編輯的責任就在有發現優秀文章的嗅覺，能發掘儘量多的各種作者類型，以開放的姿態，提供儘量豐富的內容，以豐富讀者的視界。
　　這也不過是我想要堅持的，實際上，往往也是要打折扣的。因為你只能在制約中找生存。有些選題我不想做，但又必須做。為什麼？因為上級要求做，我不能不做；因為廣告公司要求幫助，我也必須幫助；因為你是一本通過廣告收入來求發展的雜誌，你不可能不為廣告服務。其實，主編是在左右牽制下主持工作的，是在妥協的前提下，尋找他自己所要堅持的底線的。
　　我一直都覺得，我就是一個比較稱職的編輯。我一直說，生活周刊只有我一個編輯，我是稿件的組織者，也是唯一的審稿者(二審)。在生活周刊，無論副主編、主筆還是普通記者寫的稿件，最後都發到我的信箱里。也就是說，他們的級別隻是寫稿能力所決定的，在稿件面前人人平等。為什麼要去掉編輯這個層次？就想要儘量保護每一個寫稿的個體的特殊性。這可能與我自己在文學刊物工作的經驗有關。我始終認為，一本好的刊物是由一個個優秀的寫稿個體的組合所構成的，一個好編輯的工作，就在於發現這樣一個個優秀的個體而完成他們的組合。而傳統我們的採編製，編輯意志往往就會消滅記者的個性，當不同崗位的記者都變成隨意裝配的零件時，一個個個性都不存，又如何會有豐富的組合呢？
　　在我的理想中，就應該是三十年代前輩們那樣的辦刊方式——一幫志趣相投者集合在一起，求同存異。辦公室最好就類似家居的環境——因此我就特別喜歡我們的第二個辦公地點安貞大廈，它就是複合式的樓上樓下，特別適合懶散地相處。我希望編輯部是一個鬆散的集合體，每人都可以按自己的愛好去寫作，不需要冗長而枯燥的會議。其實，三聯書店當時吸引我的，也就是這樣的一個環境——在範用家裡吃飯，沒有長幼；到《讀書》編輯部，沈昌文先生辦公室里早早就煮上了咖啡。他說他的任務就是“組織吃吃喝喝”。他們都是領導，但他們首先都是文人。
　　具體到我的工作中，卻其實經常是矛盾分裂的狀態，這也許是自己能力不及吧——我知道只有愛護、保護每一個個體，讓每個人都保留自己的聲調，才能有一個出眾的集體。保護每一個個體就意味著應充分給他們以自主權，所以，19年，我在面對每一個個體的時候，都會問“你們能做什麼”，“你們願意做什麼”，也會幫他們分析，走什麼樣的路才能有更大的可能性，給他們提供方便。我也懂得要保護每一個個體，就要容忍他們各自的毛病，要提供儘量寬鬆的環境，因為越有個性可能就越不願被管束。生活周刊由此可能是管理最鬆散的單位，一周只要求一個半天集中討論選題，就這半天，也是許多人不來，都是一個個散兵游勇。
　　但另一方面，我又必須面對每周的發稿。這樣鬆散的機制，靠每一個體的自覺，但人的自覺性都是相對的，於是發稿日也就只能扮演暴君的角色。於是，很多記者記住的也都是黑色星期一——我催稿子、對稿件要求的嚴酷。但這樣的鬆散機制，不在關鍵環節嚴酷，又怎麼能保證每一期的正常出刊呢？
　　我一直覺得，主編的工作實際只是一個協調者而已。協調各方面的需求，協調各方面的要求。我做周刊19年，最大的收穫是被這個集體促進了思維能力——這個刊物最珍惜的是思想力，我們的選題討論，常常是思想力彼此觸發，在選題討論中，常常是誰的思想優越誰就有話語權。舒可文是我開始做周刊時就拉來的助手，我高興的是，她在周刊19年真的不斷成長，我常常要依靠她的思想高度。苗煒、李鴻谷，我也常常得益於他們銳敏的思想啟發。這樣的環境里，主編需要成為一根繃緊的弦，以便敏感到能量所在，以這種能量為校正自己的坐標。
　　一個協調者，不僅要協調上級單位的要求，廣告公司的要求；協調每一期稿件的質量，更重要是協調市場與我們的關係。我一直說，編好一本刊物是容易的，只要你有素質，有追求；但做好一本能在變化的市場中保持影響力的刊物是很難的。這意味著編輯部與發行部、廣告公司的磨合。甚至一張封面圖片的確定，都是發行部、圖片總監、美術總監投票的結果；確定一個標題，要先問發行部，再徵詢李鴻谷或苗煒的意見，再回到發行部，再回到編輯部，如此反反覆復，這就是協調，通過協調來尋找相對理想的封面。不要忽視這些繁瑣的反覆，一個標題常常就決定了銷售市場上實銷量的多少，而如果兩期刊物買得不好，發行部就收不回來錢了。
　　老實說，每年我都在沉重的壓力下工作。《三聯生活周刊》的高利潤使得每一位領導都只希望它繼續增長，不要下滑，於是每年的保增長就成為最大的壓力。這增長率體現在具體數字上：發行量，實銷量，廣告增長量，利潤增長量。要保證實銷量就要保證有讀者喜愛的選題，許多選題因此都是市場需求的結果；要保證廣告量就必然會軟文增多，於是很多讀者就會不滿。可現在連跨國公司，奔馳寶馬都覺得軟文傳播力才好，不做軟文又怎麼生存？所以，我只能說，作為一個協調者，我只能是儘力而為，在各種各樣的制約中，盡最大的可能性而已。
　　但自我總結，在盡自己最大努力這一點上，我是無愧於讀者的——我說的只是：在自己可做到的範圍內盡心儘力。作為一個還稱職的編輯，我知道保護每一個記者表述的風格，我絕不要求他們按我的方式敘述，但我每周還會認真地對待每一篇稿件，這是對讀者的負責。我認為編輯的工作，就像梁實秋先生所說，首先是去除可有可無的字，儘量不讓嚕嗦耽誤讀者的閱讀時間。其次就是修補或改寫不通順的句子，儘量不讓讀者閱讀時因這些句子不順耳而堵心。我盡了自己努力保證了這本刊物在各種因素干擾下的質量，當然，許多事都不以人意志為左右，你不能寄望於每個記者每一期都能寫出好稿子，我們的許多封面，許多文章也都不如人意。我只能說，每一期，我都儘力了。從不敢懈怠。
　　最後，真誠地感謝這麼多年和我一起為生活周刊付出辛勞的同事們。感謝這麼多年以辛勞支撐著生活周刊發展的廣告公司、各地零售商朋友們。感謝這麼多年包容了我們的不足而不離不棄的讀者們。
　　惟有真誠感謝。
（《三聯生活周刊》主編朱偉新浪博客）